我们一起在旷野上走着，他问我在工人里有没有熟人，读些什么书，闲暇时间多不多，而且还说：
“我听说过你们这家面包店，很奇怪您在干这种无聊的事，您干吗要这样呢？”
从某个时候开始，我就觉得我不该干这些事了，我把这个想法告诉了他。他很高兴，紧紧握住我的手，开朗地微笑着，他告诉我，他后天要离开此地三周时间，回来的时候再告诉我，我们在什么地方、以何种方式会面。
面包店的生意十分兴旺，我手头的事情也越来越多。自从搬到新的面包作坊，我的活儿就增加了不少，我不仅要在作坊里干活儿，还要给私人住宅、神学院、“贵族女子中学”送小白面包。那些女学生们在从我的篮子里挑奶油面包的时候，偷偷塞给我一些小便条，于是，我常常在这些漂亮的纸条上惊讶地看到那些用半孩子体的字迹写的下流话。我总是有种怪异的感觉，每当这一大群快乐、纯洁、眼睛明亮的贵族小姐围着篮子，搞笑地做鬼脸，用粉红的小爪子翻捡一堆小白面包时，我一边看着她们，一边竭力猜测是谁给我写了那些厚颜无耻的字条，莫非，她们不知道羞耻的含义？我不禁想起那些个肮脏的“烟花柳巷”来：
“难道那个‘看不见的线’从‘烟花柳巷’延伸到这个女子中学来了？”
其中一个胸脯丰满、留着一条粗辫子的黑发小姑娘在走廊里拦住我，着急地低声跟我说：
“如果你能把这个纸条按地址送到，我给你十个戈比。”
那温柔的黑眼睛噙着泪水看着我，她紧紧抿着嘴唇，脸颊和耳朵泛着红晕。我大大方方地拒绝了她的十个戈比，拿了纸条，交给了一个高等法院法官的儿子，这是个脸上有肺病红晕的高个子大学生。他接过纸条，要给我五十戈比，默默地心事重重地数着一个个铜币，当我告诉他我不要钱时，就把铜币塞回裤兜里，但没放进去，铜币稀里哗啦撒在了地板上。
他惊慌地看着那些五戈比、七戈比的铜币四下滚去，使劲揉搓着双手，搓得指关节咔咔作响，难受地喘着气，喃喃说道：
“现在该咋办呢？好吧，再会！我需要好好想想……”
我不知道他想出些啥办法没有，但我很为那位贵族女孩惋惜。不久，她就从贵族女子中学消失了，过了大约十五年，我们再度相遇时，她正在克里米亚半岛一个中学当教师，其时，她已经得了肺结核，一谈到人间的事情，总带着失意人愤世嫉俗的神情。
送完面包后，我才躺下睡觉，晚上还要上夜班，半夜要把烤好的奶油面包送到面包店，面包店就在市剧院旁边，晚场散场后，观众就顺便到我们店里来狂吃热腾腾的千层面包。这之后，就去揉论重量卖的大面包和法式小面包的生面团，双手揉十五到二十普特重的面团——这活儿可真不是开玩笑的。
然后，我又睡两三个钟头，接着又去给各个地方送面包。如此周而复始，一天又一天。
可我老是想传播“合理、善良和永恒的事物”[74]。我喜欢跟人打交道，善于讲生动的故事，丰富的阅历和博览群书激发了我的想象力。我可以轻而易举地从日常琐事中提炼出精彩的故事，然后在此基础上随意延伸那条“看不见的线”。我认识一些克列斯托夫尼克夫工厂和阿拉夫佐夫工厂的工人，跟我走得特别近的是老织布工尼基塔·鲁布佐夫，此人几乎干遍了俄国的所有织布厂，心眼灵活，不安分。
“我行走江湖五十七年啦，我的列克谢·马克西莫维奇[75]，我的小强盗，我的新小梭子啊！”他瓮声瓮气地说着，一双患病的灰色眼睛在墨镜后微笑着，这副墨镜是他自己用一根铜丝连接起来的，因此在他的鼻梁和耳朵上看得到一些铜氧化后留下的绿色斑点。织布工们叫他“德国佬”，因为他每次刮胡子的时候，总要在上嘴唇留一撮紧凑的小胡子，下嘴唇下方留一绺浓密的灰白胡子。他中等身材，宽胸阔背，快活中带些伤感。
“我喜欢去马戏团看马戏”，他把那光秃秃的生着小疙瘩的脑袋往左肩一歪，说道，“那马儿本来是个家畜，怎么训练出来的，啊？真让人高兴。我怀着崇敬看着那畜生，心想：这么说来，人也可以这样通过训练变得聪明一些。马戏演员给畜生吃糖就把它给驯服了，那我们当然也可以在小卖铺买些糖来，我们的心灵需要糖，这会是一种关爱！所以啊，小伙子，平时待人要有爱啊，我们之间不要用一块劈柴来解决问题，对吧？”
他自己待人却并没有什么关爱，跟人说话老是半带蔑视半带嘲笑，争论中总是一个劲儿地用简单的大吼大叫来极力压制对手。我是在啤酒馆认识他的，当时大伙儿正要揍他，而且已经打了他两下了，我冲进去拖走了他。
“他们把您打痛了吧？”我问，我们冒着秋天的细雨，走在黑夜里。
“哦，这能算挨打吗？”他冷冷地说道，“等等，你干吗称呼我‘您’？”
从此我们就熟悉了。起初，他老是俏皮地变着法子嘲笑我，但当我告诉他，“看不见的线”在我们生活里所起的作用时，他若有所思地惊叹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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