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头一次去店铺的时候，杰连科夫还在忙着接待买主，他向我点了一下头，示意房门的位置；我进去一看：昏暗的角落里，一个小老头正跪着虔诚地祈祷，他长得就像谢拉菲姆·萨罗夫斯基[31]。看着这个小老头，我觉得有些不妥、有点儿自相矛盾。
人们告诉我说，杰连科夫是个“民粹派”；在我的印象里，民粹派就是革命者，而革命者是不必信仰上帝的，因此我觉得这个信仰上帝的小老头出现在这个房子里有些多余。
祷告完毕，他仔细捋了捋白头发和大胡子，打量着我，说：
“我是安德烈的父亲，你是谁？哦，我想起来了，化了装的大学生。”
“为啥大学生要化装呢？”我问。
“哦，是啊”，老头淡定地回答，“就算你化了装，上帝也能认出你来！”
他去厨房了，我坐在窗边发呆，忽然听到一个声音：
“原来他是这个样子啊！”
在通向厨房的门框里站着一个姑娘，一身白衣，蓝眼睛，浅黄色的短发，苍白的圆脸微笑着，放着光。她很像一位天使，人们常用廉价的石印油墨来画这些天使。
“您干吗害怕？我有那么可怕吗？”她声音细细地、颤抖着小心翼翼地说道，扶着墙壁慢慢靠近我，好像她不是走在坚硬的地板上，而是走在架在空中的晃动的缆绳上。这种不会走路的姿态更容易让人把她归为另类。她浑身哆嗦着，就像她的腿被打进了钢针，而墙壁灼烧了她那胖乎乎的孩童般的小手，她的手指头奇怪地不能动弹。
我静静地站在她面前，感觉有种奇怪的慌乱和极度的怜悯。这间黑屋子里的一切都不寻常啊！
姑娘小心翼翼地坐到椅子上，就像害怕这个椅子从屁股底下飞走似的。她直截了当地告诉我，她才下地行走五天，这之前，差不多有三个月时间躺在床上，手脚都麻痹了。
“这——是一种神经性萎缩症。”她笑着说道。
记得当时我很希望她的身体病态还能有另一番解释。神经性疾病——对于这样一个身处这么奇怪的一间房子里的姑娘，显得过于简单了。这间房里的所有东西都怯生生地贴着墙壁，墙角一隅，圣像面前，点着一盏刺眼的小长明灯，大饭桌的白色桌布上，莫名其妙地爬着长明灯铜链的黑影子。
“很多人跟我说起您，因此我就想看看您长啥样。”一阵细细的童声传到我耳朵里。
这个姑娘用令人难堪的眼神仔细打量着我，蓝蓝的眼睛似乎看穿了什么。跟这样的姑娘我不能说话，也不会说话。我一声不吭地看着墙上挂着的赫尔岑、达尔文和加里波第[32]的肖像画。
从铺子里冲进来一个年纪跟我相仿的少年，浅黄色的头发，一双放肆的眼睛。他进了厨房，传来一阵断断续续的声音：
“你咋爬出来了，玛丽亚？”
“这是我弟弟阿列克谢”，姑娘说道，“我在产科学校读书，现在生病了。您干吗不说话？您觉得不好意思？”
安德烈·杰连科夫来了，他把那只萎缩的干手插在怀里，默默地用另一只手抚摸着妹妹那柔软的头发，把她的头发揉散，并问我要找啥样儿的工作。
随后出现了一个红鬈发的、眼睛微绿的窈窕女孩，她严厉地瞪了我一眼，一把抓住白衣姑娘的手，说了句：
“够了，玛丽亚！”
就带走了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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