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让人烦恼的是听这些人的轻声絮语——他们思考着人生，聊着各自的心事，几乎没有相互倾听。他们在灌木林里或坐或卧，抽着烟卷，偶尔喝点伏特加或啤酒，回忆过去的某件事情。
“我就遇见过这么一件事。”黑夜里，一个趴在地上的人说。
听完他讲的故事，众人附和道：
“这种事常有啊，见惯不惊了……”
“见过”“常见”“有过好多次”——听着这些话，我觉得这个夜里，这些人似乎已经走到了生命的尽头，啥都经历过了，今后再不会有令他们觉得离奇的事情了。
这种感觉让我跟巴什金和特鲁索夫逐渐疏远起来，但不论怎样，我还是喜欢他们，依照我的经历，要是我跟他们走一条路，那也是理所当然的事。往上爬和上大学的期望破灭后，我就跟他们走得更近了。在饿肚子、受气和烦恼的时候，我觉得自己不仅完全有能力去冒犯“神圣的私有制”，还可以有些别的罪行。但是青年时期的浪漫主义不让我脱离注定要走的道路。除了鼓吹人道主义的勃莱特·哈特的书及一些低级庸俗的长篇小说，我还读了不少严肃的书籍——它们激励我奔向某种不大清晰的、但比我所见过的一切更有意义的事物。
在那段时间，我认识了一些新朋友，有了新的感触。叶夫列伊诺夫家附近空地上，常有中学生来玩击木[14]游戏，其中一个叫古里·普列特涅夫的学生引起了我的注意。他黝黑的皮肤、瓦蓝的头发，像个日本人，脸上有很多小黑点，就像擦进去很多火药似的。他总是乐呵呵的，玩起来灵活，说起话来机智俏皮，全身长满了各种各样的天才胚芽。而且，就像几乎所有有天才的俄罗斯人那样，他就靠着这些天分过日子，不去努力提高和开发这些才能。他喜欢音乐，有敏锐的听觉和极好的乐感，能像职业乐手那样弹奏古斯里琴[15]、巴拉莱卡琴（三弦琴），拉手风琴，却不打算去掌握更高雅更难的乐器。他没钱，穿得很寒酸，不过，他那揉得皱巴巴的破衬衫、满是补丁的裤子和满是窟窿的破靴子跟他那粗犷豪放的性格、干净利落的身手、不拘小节的作风倒很是匹配。
他就像一个长期卧病在床、刚刚站起来的病人，或者，像一个昨天才从监狱里释放出来的犯人——生活里的一切对他来说都是那么新鲜、有趣，激起了他内心的躁动和喜悦——他满地跳啊跑啊，就像一只节日里点燃的花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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